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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案件的司法研究及规制路径
日期:2020-03-18 来源: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浏览次数:
 

 

论文提要“套路贷”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违法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为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4月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套路贷”刑事案件相关问题的司法认定提出了指导意见。而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攻坚阶段,以及越来越多的“套路贷”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对“套路贷”犯罪数额认定问题的分歧尤其突出,亟待根据“套路贷”违法犯罪的特点厘清司法认定脉络和标准,以确保此类案件司法裁判做到罪刑相适应,实现对“套路贷”违法犯罪的精准打击。本文以上海市一例“套路贷”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对“套路贷”犯罪进行理论分析定性和实践预防打击指导,希望能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全文共8889字。

 

 

关键词:“套路贷”  诈骗  敲诈勒索   涉黑涉恶

 

 

 

主要创新观点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套路贷”违法犯罪分子,在全国扫黑办的统筹协调下,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本文在仔细研析此意见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从案例着手,分析套路贷案件的类型和区别,以及司法认定上存在争议和难点的地方。在依法严惩、精准打击的前提下试图找出能有效防治“套路贷”的路径。

“套路贷”犯罪是近年来以民间借贷为名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手法具有欺骗性,待受害人察觉时往往已经深陷其中,单纯的个案由于有借贷合同而不好认定为犯罪。要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新闻网络媒体的大力宣传,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建立规范诚信制度,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简化贷款程序等,让真正需要资金的人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快速解决。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才能最大程度压缩“套路贷”这一违法犯罪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实施的侵犯财产类违法犯罪活动开始出现并日益猖獗,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违法犯罪逐渐形成了“套路贷”这一称谓。在一些地区,“套路贷”已逐步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较常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危害性极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一、“套路贷”的司法界定

“套路贷”本身不是特定的罪名,其通常涉及抢劫、非法拘禁、敲诈勒索、非法侵入住宅、诈骗、虚假诉讼等刑事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套路贷”案件最早的判决于2017 年年初,案件多发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且呈现出向其他省份蔓延的趋势。

针对“套路贷”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81月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套路贷”这一称谓,但已在《指导意见》第20条对“套路贷”犯罪的认定和处理作出了初步规定;多个地方也就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研究出台了地方性指导意见。但由于“套路贷”在全国各地的发案分布极不均衡,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一些地方对此类案件的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在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时不同程度出现了“不会打”或“打不准”的问题。为贯彻落实201810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的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执法办案思想,提高专项斗争的法治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题调研小组,经过充分调研,在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和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形成《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11 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会签,于201949日向社会公布并施行。

《意见》明确规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二、“套路贷”案件的类型化特征

“套路贷”案件与传统的高利贷以及校园贷等民间借贷类案件均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点典型特征:

1)“套路贷”不同于传统的高利贷。其一,“套路贷”的目的是侵犯他人财产,所谓借贷只是掩盖其目的的侵犯财产的手段方式,而高利贷的目的是获得高额的利率,并不具有侵财的目的,这是二者目的上的不同。其二,“套路贷”是打着借贷的旗号,实际上侵犯了群众的财产,其行为涉嫌犯罪,而高利贷的借贷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且年利率低于36% 的利息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二者在法律性质上完全不一样。其三,“套路贷”侵害的法益较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危害性;而高利贷主要是一种民事行为,尚未进入到刑事领域,这种民事纠纷一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只是公民私人之间的纠纷。因此,“套路贷”的危害性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这点不同于私人之间的高利贷纠纷。

2)“套路贷”并非普通的民间民事借贷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秩序,扰乱了经济市场。在当前发生的各种“套路贷”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只是一种掩饰,民间借贷只是一种制造出来的假象,行为人并非真实地想与行为人产生借贷关系,而是以借贷关系为名,旨在侵犯他人财产,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民事借贷纠纷中,借贷关系本身是真实存在的,行为人希望通过对方当事人借贷关系中义务的履行来获利,借贷关系并非假象。

3)“套路贷”案件往往具有层层套路并且环环相扣。在“套路贷”案件中,受害者正是在环环相扣的套路中越陷越深、深受其害,所谓环环相扣是指行为人往往设计众多具有欺骗性质的手段,并且欺骗行为一个紧接着一个。比如对当前发生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套路贷”案件的套路大致分以下几层: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关系的假象、以此做虚掩;二是,行为人伪造银行流水痕迹、借此制造虚高债务的假象;三是,要求受害者偿还虚高债务,并在受害者无力偿还时,迫使其用平账的方式还钱;四是,在受害者累积了“巨额债务”后,威逼受害者偿还高额债务,或使用暴力手段,更甚至会提起虚假诉讼,为了达到侵犯受害者及其亲属财产的目的。因此,在“套路贷”案件中,环环相扣的套路是迫使受害者背下虚高债务的根本原因,这种复杂的犯罪手段也是“套路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侵财犯罪的特征,也是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体现。[1]

4)“套路贷”犯罪往往是有组织的犯罪。许多“套路贷”案件中,行为人都是以公司名义组织实施犯罪,具有组织化甚至集团化的特征,在这种形成组织的有计划的“套路贷”犯罪中,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普通的财产类犯罪更高,甚者在一些案件中造成受害者自杀、卖房抵债等严重后果,其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

三、典型案例——朱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诈骗案

2015 年起,被告人朱某纠集被告人李某某、程某、袁某某、吴某某、汪某某、顾某某等七人,形成较为固定的团伙,租用上海市中山北路某处房屋,以个人名义对外从事资金借贷业务。朱某系团伙实际负责人,其他被告人均听从安排和指挥。李某某、程某根据朱某安排充当资金出借方和讨债等,袁某某、吴某某、汪某某主要负责为借款客户拉征信情况、办理信用卡、陪同借款客户看房、上门讨债,顾某某根据朱某授意对借款人名下房产进行非法网签锁定、协助签订借条、房屋租赁协议、看房和陪同讨债等。该团伙与天甘公司、怡智公司一起从事类似的非法放贷业务。

2016 1 月,被害人丁某向天甘公司实际借款9万元,但是被要求签订了价格虚高的借款合同,称签订虚高借条是民间借贷的行规,是将不还款之后的违约金等数额一并算入,如果按约还款则无须偿还多余部分,最后签订的借款金额达到28万元。签订合同后,天甘公司遂派人与丁某前往银行走账28万元,丁某取出28万元现金后当场交还19万元给天甘公司。之后丁某正常还款 2个月共计 2.34万元,2016 4月因逾期未还被认定违约并被索款20万元,丁某无力偿还,于是在 20165月,被害人丁某被带至怡智公司,怡智公司向天甘公司虚假平账20万元,丁某再一次被骗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并走银行流水70万元。20166月因逾期未还而被认定违约并被再次虚高并走银行流水50万元。2016 613日,怡智公司将被害人丁某120万元虚高金额债务转单给朱某团伙,朱某团伙向怡智公司表面平账120万元( 朱某团伙实际参单42.5万元) ,丁某被骗签订151万元虚高金额借条并银行走账151万元。2016712日,丁某被朱某团伙逼债还130万元,但无力偿还,又不堪忍受朱某团伙的威逼恐吓,最后答应出售自己名下的房产来用于还债。

而在朱某团伙的另一起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某某也是因同样的“套路”被迫签下虚高金额借条而无力偿还,朱某团伙最终为达犯罪目的而采取了诉讼的方式,企图用这种方法合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但被法院识破,出具民事裁定书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犯罪因此未能得逞。[2]

本案中“套路贷”的套路可以简要概括为:借贷人来借贷——虚高借条——银行走流水——上门看房或其他租房担保、担保人担保、签订担保合同——故意放少量的款或不放款——故意制造违约——要求再提供担保借钱或强行平账( 上述流程再走一遍) ——强行讨债或提起民事诉讼或占有房屋或给房子办网签阻止被害人交易——获得非法所得。

上述案件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朱某团伙系犯罪集团,所判处的罪名是诈骗罪,其他相似案件均以诈骗为主罪判刑。然而上述犯罪是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系列犯罪行为的集合体,在“套路贷”这种犯罪模式下,究竟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还是有多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还是多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以一罪论处,这就需要先对“套路贷”的行为特征进行剖析解读。“套路贷”中,首先可以将相关人员的相关行为划分为相同行为人实施的不同行为与不同行为人实施的独立行为。前者主要会涉及到同一行为人不同行为之间的情形,后者主要解决犯罪集团中共同犯罪将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于前者而言,首先必须处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这两个以上的行为是否都有必要纳入刑法的判断范围中; 其二,各个行为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3]从整体行为上来看,“套路贷”中的犯罪集团从犯罪伊始便是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为目的的,这与高利贷行为是不同的。高利贷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而实施的放贷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借款人能及时按约定支付本金和利息来获取利益,因此放贷人不会故意制造违约的情形,借贷人对于自己应还金额都有明确的认识。而“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因此被害人对所约定的高额虚增数额部分是持不用归还的主观认识,但犯罪集团会用各种手段方式制造违约的情形来达到自己非法的目的。因此,“套路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从各个行为上来看,整个“套路贷”犯罪过程中有许多细化的行为,如欺骗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去银行取流水、故意制造违约情形、看房担保网签等等,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但是在不同的案件中又会出现其他不同的犯罪行为,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分子会在制造违约情形后对被害人实施人身上的威胁或限制迫使其变卖资产还款,可能会涉及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

对于诈骗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并存的情况,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同属侵犯财产罪一章,两者中,被告人的主观目的都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侵害的法益均是他人的财产权。其区别在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主观认识不同。从被告人的角度而言,两种行为类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欺诈行为,后者则是威胁恐吓,带有一定的暴力色彩; 而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前者是基于自己错误认识而给付财产,后者则是基于自己的恐惧心理。

这两种行为单独分离来看都是独立的犯罪行为,无法概述为事实上的一种行为,因此不属于想象竞合犯在内的实质的一罪。同时这两罪之间没有规定相通,自然也不能评价为法定的一罪。本案中,涉案金额约为 25万元,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属于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数额巨大”的一档,法定刑幅度相同,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重行为与轻行为之分,不成立吸收犯。因此争议焦点在于两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有观点认为,“套路贷”有相对固定的运作模式,犯罪嫌疑人对该行业的操作手法应有较强的心理预期,其使用每种手法虽不具有必然性,但必定为常用的手段。虽然普通群众没有对“套路贷”形成深刻的认识,但民间借贷市场内对该类型借贷的“底细”十分清楚,知道“套路贷”不以单纯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套路贷”的作案手法已经达到“类型化”的特征,达到了牵连关系的通常性和伴随性,[4]因此认定两者为牵连犯。但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这种观点避开了对于“套路贷”犯罪的实行行为的认定。若本案中被害人吕某签订的虚高金额合同为 1000 万元,其在被被告人敲诈勒索后基于恐惧心理给付了这笔财产,这种情形下,被害人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也知道自己并不实际欠款那么多,但他为了自身安全考量不得不给付了这么多的财产,因此被告人的实行行为应当是敲诈勒索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论处。但如果认为构成牵连犯,依照牵连犯“从一重从重”处罚规则,本案应当选取法定刑幅度更高的诈骗罪为最终罪名,由此会出现相悖的情况,牵连犯的观点难以成立。

四、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的几个认定问题

 (一)定罪问题

 上述案件引发了诸如此类案件出现的诸多共同问题,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罪名问题。最新《意见》第 4 条对于“套路贷”犯罪案件的罪名确定问题作了提示性规定。“套路贷”犯罪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行侵财之实,但由于犯罪手段、行为表现各有不同。在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时,司法机关需要根据“套路贷”行为人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具体手段、方式,依照刑法有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确定具体罪名。对于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主要靠“骗”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套路贷”,一般以诈骗罪论处。例如,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谎称自己的公司需要“冲业绩”,帮公司签订借贷协议不仅不用还款,还可以获取“好处费”,待被害人落入圈套后,便利用对方法律知识欠缺的弱点以及害怕“惹事”的心理索取所谓“债务”。由于该案中被告人主要是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现非法占有目的,故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但在实践中,犯罪分子实施“套路贷”的手段经常变换,还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例如,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主要通过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在常见的“车贷”型“套路贷”中,有的被告人在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时,要求给被害人车辆安装GPS定位器,并编造各种借口拿走汽车备用钥匙。事后,通过损毁GPS定位器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再采用滋扰、恐吓等手段进行威胁,或者利用备用钥匙将车辆开走,逼迫被害人付款赎车。在该类案件中,被告人主要是利用威胁或者要挟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实现非法占有财物目的,因此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对于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在具体个案中,“套路贷”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不同犯罪手段的组合、不同的犯罪情境等都可能导致案件定性或者罪数处断截然不同。以前述构成抢劫罪的案例作进一步分析,假如被告人不是当场劫取被害人本人的财物,而是在使用暴力手段挟持被害人后要求其亲友交钱赎人,那么就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此外,犯罪分子多种手段并用,导致办案时往往需要对“一行为”或“数行为”以及是否存在竞合、牵连关系进行判断,所以,对于不同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罪名和罪数。

(二)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意见》第6条对“套路贷”犯罪数额认定进行了说明。由于“套路贷”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其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多以“利息”“保证金”等名目混淆视听。在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时,要牢牢把握“套路贷”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合法收入。因此,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之外,“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意见》基于以上分析,在吸收《指导意见》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的“套路贷”犯罪数额认定原则,并分别明确了计入“套路贷”犯罪数额的对象范围。此外,《意见》第6条第3款还根据《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等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数额犯犯罪未遂认定及处罚方法,明确了“套路贷”犯罪未遂的认定以及既未遂情形并存时应如何处罚的问题。 

(三)涉案财产处置问题

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意见》第7条中明确了“套路贷”犯罪违法所得财物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以及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本金的处置等问题。其中,根据《意见》规定,“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属于犯罪所用之物,应予没收。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在被害人自身损失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直接让被害人退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前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的本金,显然有悖常理常情,相关裁判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为便于办案一线操作,《意见》规定,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赔偿被害人损失后如有剩余,应依法予以没收。

 (四)量刑情节问题

 《意见》第8条秉持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一贯精神,明确对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对象实施,以及造成后果的“套路贷”犯罪酌情从重处罚。在强调依法从严惩处“套路贷”犯罪的同时,《意见》还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对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真诚悔罪或者具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宽处罚,鼓励被告人认罪伏法、退赔退赃,确保案件的裁判效果。

 (五)关于犯罪集团和黑恶势力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套路贷”是一些黑恶势力常用的犯罪手段,经常会出现“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形。一方面,“套路贷”犯罪获利快、收益高,所采用的“套路”易于复制,容易被黑恶势力利用,用以聚敛财富。另一方面,一些“套路贷”犯罪分子正在逐渐采用公司化模式有组织地实施犯罪,加上常常借助暴力、威胁的方式“讨债”,如果任其肆意发展,很容易蜕变为黑恶势力。正因为“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客观上存在关联,所以《意见》才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系列规范性文件出台,目的就是准确甄别、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及时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套路贷”犯罪并不必然就是黑恶势力犯罪,不能因为二者存在关联就简单地在“套路贷”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之间画等号。[5]

首先,从犯罪主体上看,“套路贷”犯罪可以是黑恶势力实施,也可以是普通的个人、团伙或者犯罪集团实施。只有实施“套路贷”犯罪的行为人同时具备黑恶势力特征的,才能认定为黑恶势力。反之,即使有的团伙、人员实施了“套路贷”犯罪,只要黑恶势力特征不齐备,不完全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就不能认定为黑恶势力。其次,从犯罪目的上看,黑恶势力犯罪意图多元化,既包括聚敛财富,也包括形成非法秩序、非法影响力。而一般“套路贷”犯罪的目的就是侵财,虽然在实现该犯罪目的的过程中,时常会伴随发生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围绕侵财目的实施的,具有附属性。为准确界分“套路贷”犯罪与涉“套路贷”黑恶势力犯罪,《意见》在第10条第1款规定“套路贷”犯罪集团认定条件、处罚原则的基础上,在第2款明确要求对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套路贷”犯罪,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五、“套路贷”犯罪的规制路径

在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从严打击“套路贷”犯罪不仅是审判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司法实践中,彻底肃清“套路贷”还必须多方面特别是从源头治理。

(一)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办案机关应深入一线阵地摸查民间高利放贷人员,对其中有前科或者可能涉及黑恶势力的人员加大监控力度,对出现犯罪苗头的情况时,及时遏制,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监管部门还可以通过设定违法放贷的“黑名单”制度,及时在当地网络平台公开,减少其再次成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时,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加强对借贷市场的监管力度,营造良好的金融秩序是治理“套路贷”案件的关键一步。同时,构建新型贷款机制,让贷款人、资金使用人可以方便快捷通过正当途径办理相关贷款业务。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大力宣传相关“套路贷”诈骗犯罪,积极开办、简化相关贷款业务的办理流程,使得贷款使用人可以方便及时地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相关资金。

(二)提高行政监管的执法力度

“套路贷”犯罪一般都是以民间融资公司的面目出现。这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加大对相关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通过对相关客户回访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对涉嫌违法的予以行政处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工商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于相关公司的监管,发现违法犯罪的及时处理或者移交公安机关,对于使用虚假材料获得行政许可的,予以行政处罚,撤销行政许可。监管人员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纪委监委依法查处。

(三)规范对网络平台的监管

已破获的“套路贷”犯罪案件,大多利用网络平台实施违法犯罪。这就要求网络监管部门对放贷信息发布方的经营资格和信息的真实度进行严格的审查,一旦发现虚假信息,立即作清除处理,避免扩散,对于违反《网络安全法》第67 条的行为依法处理。[6]对以违法犯罪为目的设立的网站群组等依据网络安全法全面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执法部门与媒体应当加大合作力度,对发生的重大“套路贷”案件及时报道,提高广大群众对这类案件的辨别能力。

(四)加强对打击“套路贷”犯罪案件宣传力度

被害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套路贷”犯罪的作案手段、方法具有较强的欺骗性,被害人一旦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难以自拔,最后只有上当受骗。要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及互联网、微信、qq 等对已破获的“套路贷”案件进行大力宣传,尤其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方法、进行介绍,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引导被害人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以便及时发现抓获犯罪嫌疑人,减少损失。加强对青少年在校学生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宣传教育,提高辨别套路贷犯罪的辨别能力,加强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性消费。可以通过宣传片、抖音、微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通过宣传形成对“套路贷”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结语

 

套路贷犯罪是近年来以民间借贷为名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手法具有欺骗性,待受害人察觉时往往已经深陷其中,单纯的个案由于有借贷合同而不好认定为犯罪。要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新闻网络媒体的大力宣传,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建立规范诚信制度,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简化贷款程序等,让真正需要资金的人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快速解决。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才能最大程度压缩套路贷这一违法犯罪的生存空间。

 

 



[1] 纪智媛.“套路贷”的新型套路及法律规制[J].法制与社会,2019(3).

[2] 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案号: ( 2017) 0101刑初919号。

[3]李世阳. 刑法中行为论的新展开[J].中国法学,2018( 2) : 147 166

[4]闵达.“套路贷”案认定分歧的审查判断[J].中国检察官,2017( 22) : 43 46

[5] 朱和庆、周川、李梦龙.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法院报,2019.6: 5版.

 

 

 

[6]《网络安全法》第67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关闭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