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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微信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
 
发布日期:2017-09-15 8:58:46 点击数:7096
 

浅析微信证据的法律适用问题

 

论文提要

[1]姜琳炜:《视听资料与“最佳证据规则”》,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张永泉:《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14页。

[3]刘善春:《诉讼证据规则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4]卞建林:《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页。

[5]曹小妹:《浅析检察机关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法制与经济第320期。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媒工具,它整合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客、QQ等聊天工具,以及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平台等功能。由于使用便捷,微信已成为新型信息交流平台的佼佼者。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畴,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不断为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挑战。微信证据本身具有纸质证据等传统证据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而影响法院对其法律证据效力的确认,其脆弱性和数据性则是影响其证据效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微信证据现在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并被用以证明部分乃至全部事实。笔者由审判案例入手旨在对微信作为证据的效力认定入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完善微信证据的法律适用并进而提出完善建议。全文共7475字。

 

 

 

 

 

 

 

主要创新观点:

微信证据由于缺乏明确的认证规则和专门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部分公证、鉴定存在瑕疵缺漏,这些都增加了法院对电子证据认证的难度。因此,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并明确其认证规则,是目前微信证据发展的必然需求。笔者认为专门鉴定包括微信等应用软件在内的电子数据证据的专业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与传统司法鉴定机构不同的是微信等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鉴定的证据和材料具有高科技性,要求较高的鉴定设备和技术条件。国家应当对此类鉴定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严格的把关。不仅应从其硬件设施上,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要求专业技术鉴定人员的数量和技术职称,以保障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其次,对微信证据等司法鉴定意见应当严格规定。该意见应当详细说明论证的过程,不能草草了事。基于微信证据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还应该在做出鉴定意见时向微信应用软件运营商征求合理意见。

最后,明确追责制度。鉴定机构必须对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负责。如果是虚假鉴定,一经查实,鉴定机构和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兴媒体的大量使用为司法实践带来新型种类的证据,也为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微信证据本身具有纸质证据等传统证据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而影响法院对其法律证据效力的确认,其脆弱性和数据性则是影响其证据效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微信证据现在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并被用以证明部分乃至全部事实。

 

一、案例

小崔与老王是朋友关系,2015年,小崔按照老王的微信指示,分别向小刘名下账户打款5万元,另外还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老王8000元,一共58000元,但是这笔钱老王一直未偿还,还否认借钱。小崔告上法院,并提交了两份证据:一是他和微信昵称为“小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熊”向小崔提供了小刘的银行卡号信息; “小熊”还向小崔发送了以下内容,说“你借给我的58000块钱,年底还你” 。二是打款记录,证明小崔向“小熊”微信中提供的账号打款5万元。老王对此不予认可,声称:一是小崔没有提交借条等证据,无法证明小崔与老王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二是小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方为“小熊”,系微信昵称,我是老王,我不是熊,小熊并非老王本人;三是小崔提交的转账回单,收款人不是老王,显示金额为50000元并非58000元。

分析本案存在两个争议:一是微信用户“小熊”和被告老王之间的身份对应问题;二是借款关系的成立与否,和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微信并未实名制,昵称“小熊”和用户资料也看不出和被告老王的关联性。但是庭审中法官拨打小崔手机微信中,昵称为“小熊”的关联电话号码,结果老王的手机响了。因此,可以确认,小崔手机微信中的名为“小熊”的真实身份即为老王。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反证的情况下,老王认为微信号是伪造的主张很难自圆其说。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欠条借据,但是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熊”向小崔表示:“你借给我的58000块钱,年底还你”,可以看出被告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小崔应对方要求进行银行转账,根据银行提供个人对账单来看,该笔转账交易对方户名为小刘,但小崔是根据老王的指示转款,仍视为向老王出借款项。虽然8000元以现金形式交付,没有书面记录,但是老王微信记录中认可的数额为58000元。结合本案的银行对账单、银行交易查询单、证人证言、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本案的借贷数额应为58000元,法院支持了小崔的诉讼请求。

在这个案件中,微信聊天记录成了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微信记录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具有形式虚拟性、载体依赖性等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微信证据在法律适用时,首先要分析不同形式微信证据的具体属性,再认定证据内容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

 

二、微信证据的属性

(一)微信证据的种类

我国诉讼法将证据种类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电子数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八大类。微信证据究竟属于哪一类,鉴于微信平台有比较多的交流功能,笔者将分别对各种功能下产生的证据进行分析。

1、微信中的语音交流功能

人们在使用微信语音交流功能时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产生对案件事实有一定证明作用的证据,这种证据被用于司法实践,应对这种证据如何定性?笔者认为,该种证据有着与视听资料相类似的特征。“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带、录像带、光盘以及其他设备所储存的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视听资料主要是通过模拟信号把某一声音、图像储存在一定的介质上,形象地再现当时的情景。”[1]微信中的语音聊天功能所留下的种种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与录音相似,属于一种模拟信号,通过手机为载体进行播放,达到证明的作用。因此,微信证据中的语音证据,笔者认为应属于视听资料。

2、微信文字、图片交流功能

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会使用打字功能进行交流,也会常常发送一些图片等,这些文字、图片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应该属于书证。“关于书证内涵的认识,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包含这样几层含义:它首先是一种物件或物品;该物件是一定文字、符号、图表等的载体;这些文字、符号、图表等记载或代表一定的内容、含义,而且能证明案件事实。”[2]基于此,虽然微信中的文字与图片并非是一种物件,但是其实质是一种文字与符号,记载着一定的内容,只是其特殊性在于载体是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通过截图、保存等方法,该种证据可以完全转化为书面证据。通过转化以后的微信文字、图片证据完全符合书证的特征。故而,笔者认为微信中的文字和图片证据的本质应该属于书证。

3、微信朋友圈功能

微信朋友圈主要是一些很熟悉的朋友在晒各种生活照或者文字心情,朋友们可以在朋友圈的动态下评论交流,这种交流主要以文字方式,可以截图或者拍照保存,可以对朋友之间的某种事实进行认定、证明。那么这种证据应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同微信中的文字与图片性质相同,通过转化应该属于书面证据。

(二)微信证据的特点

微信证据的主要载体是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载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微信证据与其他传统证据不同,存在一些独有的特点。

1、载体特殊性

微信证据的载体是手机等电子设备,而传统数据载体多为纸张等。如若载体不存在或者被损坏了,微信中存在的证据就可能丢失。所以微信证据依赖于一定的电子载体,并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再现。微信证据中的音频证据、文字证据、图片证据都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或者经过转化后展现出来,证明案件事实,否则,不能为人所知,无法达到证明作用。

2、可转化性

微信证据存在于微信平台上,通常要经过转化才可以使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将在电子设备中存在的某些电子信号物化并展现出来。这个物化或者转变的过程就是微信证据的转化。“物化”主要指将虚渺的微信证据中的文字或者图片转移在纸质上,用以案件证明。“转变”是指将微信证据中的语音证据存储在其他电子设备上,用于转移和保存。

3、开放性

微信作为公共的聊天社交平台,经过注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由于其主要基于手机平台,使用人数目前已经极为庞大,已经成为人们信息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微信中传送的各种数据和内容会被多人知晓和获取,使用人数和复杂的使用群体,也正是微信证据具有开放性的原因

4、脆弱性

微信中存在的证据其实质是一种模拟信号(微信使用者多采用模拟信号传递信息),因此,信息变异或者损失的可能性极大,微信证据须在辨明真伪后,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审查提交法庭的视听资料是否与微信中的记录吻合。因为当微信证据存在人为因素或者技术障碍介入时,微信中的聊天记录信息极其容易被人篡改、伪造、破坏或者毁灭。

 

三、微信证据在实践中遵循的标准

我国诉讼法上对证据衡量是否有证据资格时主要是采用三个标准: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及合法性标准。因此,并非所有的微信证据都会被法庭采纳,只有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证据才会有被法庭采纳的可能。

1、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标准主要讲的是证据必须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形式,具有客观的内容,不能是虚假、主观臆断的产物。因此,微信证据在能否被采纳的首要前提就是该证据材料是否是真实客观的。

首先,必须是真实的。基于微信作为应用软件的开放性,使用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伪造或者删改。如何审查微信中的证据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为法院制造了困难。当然法院可以通过微信的运营商腾讯公司进行查询,要求其提供相关的技术帮助,为微信使用者提供客观的证明,以此证明该证据是真实的。但是,流程依然是比较复杂的。

其次,必须是客观的。要求微信证据必须是客观的主要是要求该证据是基于物化的载体存在,必须是人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感知得到,也就是微信证据在提交法庭时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般情况下微信证据未经转化之前主要存在于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中,该载体是唯一的,不能复制,传统的存档方式不能满足其存档的要求。因此,微信证据的转化成了必然的要求。

最后,为了保证微信证据的客观性,证据经过转化后需要与原件进行对照。此处的原件指的是手机中所保存的原始数据。只有经过对照才能确保转化后的证据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的。

2、关联性标准

关联性标准主要指的是证据必须要与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一定的联系。法院基于这种联系,才能判断该证明材料能否被采纳并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提到关联性标准不得不说的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可采性原则。

证据的可采性来源于英美证据法,主要是帮助法官在陪审团制度下,适用的法律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通过排除规则,法官对陪审团做出的决议进行监督和指导,采纳与争议相关的证据。简单来讲,美国证据法上的证据可采性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必须与争议事实有关;二是不属于排除规则之内,美国证据法上排除规则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a、关于限制辩论的范围和方法的规则,如司法认知、举证责任与推定、交叉询问等;b、关于保护证据真实性规则,如最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补强证据等等;c、禁止非法取证、保证诉讼公正性的规则,如排除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物证、排除非法获取的被告人的口供等等。[3]

因此,根据证据可采性原则,当事人在选取微信中相关证明材料的时候必须认真选择,选取与争议相关的证明材料,无关的不需要采取。其次,选取的证明材料不属于排除规则之内,根据微信证据的特点,笔者认为微信证据主要应不属于最佳证据规则。所谓最佳证据规则是指以文字材料内容证明案情时,必须提交该文字材料的原件。根据此定义我们可以知道,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条件应为:(1)该证据是文字材料,(2)该文字材料是以其所载内容为证明手段的。[4]然而,微信证据的种类中并不仅限于文字证据,其种类多样性决定了某些音频、图像资料并不存在原件,某些情况下是“原件”与“复印件”的重叠,某些情况下该种特殊证据需要以只读的方式展现于终端荧屏或者其他可视可听的电子设备,即便是其文字证据也只能通过技术截图手段打印输出供人认读。基于此,如何微信证据排除在最佳证据规则之外显然比较困难,通过对最佳证据规则的了解,可以知道英美等国对最佳证据规则做了例外规定,即无论是判例法还是成文法都将电文作为电子证据予以确认与许可。根据微信证据中文字证明材料与电文和电子数据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微信证据是不应该被最佳证据规则排除的。

微信证据一旦满足了可采性原则,基本上便符合了关联性标准。

3、合法性标准

合法性标准是指诉讼主体在诉讼中提出的微信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法律对证据形式有特定的要求,该证据应当符合其要求,否则不予以采纳。然而微信证据是一种新类型的证据,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其形式作出规定,但是通过对微信证据的实质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将微信应用软件下的各种功能所产生的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对证据形式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对照。实践中诉讼主体提交某种微信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某种协议或合同的存在。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应为书面形式。如果从狭义书面形式理解,显然微信证据并不具备此条件。但是,为了满足实践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对书面形式进行了扩大解释。根据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笔者认为,微信证据实质上就是一种数据电文形式,因此,微信中形成的协议合同或者达成的其他共议均可以认为是一种书面形式,可以提交给法庭。笔者认为,即便当微信证据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合同和协议而是为了证明某种侵权行为时,微信中的证明材料也是可以经过转化提交给法庭,当符合其他标准时,应当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不应苛刻的要求必须以某种形式呈现。

主体符合法律规定。使用微信的双方主体一般是自然人,但是不能否定当自然人具备某些特殊身份时,其在微信上发表的言论是代表一定的企业法人主体或者其他单位。第一,当微信使用者仅是代表自然人自身时,微信中提取的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纳的首要条件是该自然人应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民事行为能力,我们可以参照我国《民法通则》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第二,当微信使用者具备某种特殊身份,其发表的言论代表某法人机构或其他单位时,应当如何认定微信中提取的证明材料是否有效,主要参照我国民法及公司法的规定。

4、完整性原则

一般情况下证据只要遵循了以上三个标准即可,但是基于微信证据的特殊性,符合以上标准并不能保证证据就能被采纳,笔者认为诉讼主体在选取微信证据时还应符合一个原则:即完整性原则。完整性原则指的是在微信中选取证据是必须完整全面的反映整个聊天的过程,否则仅凭三言两语并不能完整的分析出该证据是否能够被采纳。因为聊天记录可以人为增减,举证一方必须证明聊天记录并无后期增减,而且应当出具手机原件。只有保证聊天内容的完整性才可能分析出聊天双方主体的真实意图。其次,所谓完整性还指诉讼主体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只有微信记录,还应该由其他辅证,形成证据链条用以证明案件事实。单一从微信中选取的证据达到证明案件事实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法庭在认定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时存在较大的困难。法庭难以通过单一的聊天记录来判定案情,这就需要举证主体提供一定的辅助材料或者权威部门出具的鉴定微信证据真实可靠地鉴定材料。

 

四、实践中微信证据的收集和保全

基于微信这款应用软件以及手机作为高科技产品的特殊性,将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力的证据从微信中采取下来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当举证主体无法从手机等能够登录微信的电子设备中采取下证据时,就需要借助一定的专业机构。例如微信运营商,即腾讯公司。腾讯公司因为在诉讼中处于案外人的地位,并且掌握微信运营的所有技术和资料,所以其根据举证主体的请求和法院的要求应当为提取证据提供帮助。虽然这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微信等应用软件运营商有此义务,但是作为微信的运营者,举证主体无其他途径收集和采取案件证据时,腾讯公司应该为使用者提供相应的帮助。

另外,在当事人申请法院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时,腾讯公司应当依据法院的要求对涉案双方的微信账户及微信使用记录进行保全封存。实践中保全的方法还需要法院及微信运营商进行沟通和探讨。随着微信使用者的不断增多,微信证据在诉讼中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制定保全和封存的方法、流程已迫在眉睫。

 

五、微信证据的补强

根据统计,提供的电子证据自认的仅占二成左右,大多情况下,提供电子证据一方会通过公证、鉴定、证人辅助作证等形式对电子证据予以补强。微信证据也应如此。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认证规则和专门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部分公证、鉴定存在瑕疵缺漏,这些都增加了法院对电子证据认证的难度。因此,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并明确其认证规则,是目前微信证据发展的必然需求。笔者认为专门鉴定包括微信等应用软件在内的电子数据证据的专业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与传统司法鉴定机构不同的是微信等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鉴定的证据和材料具有高科技性,要求较高的鉴定设备和技术条件。国家应当对此类鉴定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严格的把关。不仅应从其硬件设施上,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要求专业技术鉴定人员的数量和技术职称,以保障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其次,对微信证据等司法鉴定意见应当严格规定。该意见应当详细说明论证的过程,不能草草了事。基于微信证据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还应该在做出鉴定意见时向微信应用软件运营商征求合理意见。

最后,明确追责制度。鉴定机构必须对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负责。如果是虚假鉴定,一经查实,鉴定机构和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5]

 

 

结语

微信证据在理论认定上还存在缺失,实践中适用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它作为新传播路径的高效能、信息容量大、更新速度快,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传播活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种传播路径功能是其他传播路径无法比拟的。微信本身并非罪魁祸首,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以立法、司法机关为主导、由网络运营商和用户广泛参与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这是保障微信安全的正道,也是维护互联网世界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我们不仅要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微信平台进行规范,也呼吁相关企业尽快改变自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积极利用和挖掘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商业价值,促进整个市场竞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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